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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信札中的吴门文人生活
http://www.socang.com   2018-09-03 15:41   来源:北京画院

 

 

(明)文徵明与毛锡畴

  信札,亦称尺牍、书札、手札、书、启、笔劄等,在中国古代,写信是人们最普遍的书面交流的方式。信札作为文章之一体,很早就为人所重视,《文心雕龙·书记第二十五》记载古来笔札之尤者,并说:“陈遵占辞,百封各意;祢衡代书,亲疎得宜。斯又尺牍之偏才也。”在后代文人的文集之中,信札也常常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被编入其中,但多数情况下,并不保留书写的时间,有时连受书人的名字也被删去。显然,文集的编纂者希望读者了解的并非信札中的具体事件,而是其文学价值。在清初,周亮工、李渔等人甚至征集同侪书札,编成一种独特的选集,这大概可以看成是其时流行的小品文之流波。因为其明确的出版指向,作家在向编辑者提供信札时,则更为强化其文学意义,而信札本具的“事件性”无疑会受到弱化。 

  北宋太宗时刊刻的《淳化阁帖》,为后代集帖之滥觞,《阁帖》的母本多为内府收藏的前代书家的信札。它的刊刻目标与《尺牍新钞》之类的选集完全不同。对于文辞和内容,编者并不关心,以致犯下许多张冠李戴的错误,为后来的研究者所诟病。作为编选者,以过板刊刻的方式保留与传播古人的书迹,才是其立意所居。 

  因为尺牍兼具文学价值与书法价值,后代收藏家与出版家对此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。在明清时代的书画著录中,书画家以及社会名流的信札常是收藏的一个重要方面,因为尺寸相对固定,收藏家常根据作家的时代、身份、事功等,将他的收藏分别装订成册,如《明清两朝画苑尺牍》《明十五完人手帖》。这些作品有一部分保存至今,有一部分曾经入石,如《人帖》,也有的在晚清以后木刻印刷,如《明清名人墨宝三集》。在传世的信札中,以明清人的作品居多,这为我们研究其时的文学与书法提供了重要的素材。

  书画应酬 

  书画应酬是文人信札的主要内容。明代苏州名人辈出,书画家亦占全国之泰半。有学者指出书画艺术在吴门的勃兴,与其时大批文化精英因不遇于时转而潜心文艺有极大关系。那些富贵者“薄文翰为不急之务,溺情仕进,不复留心”,所以山林之士独擅其美,从中可见世风之变。文人的书画应酬大概有三种情形,一是书画家主动赠予;二是书画家酬答相知者,或者相知者作为中间人索求书画;三是书画家对一般“委托”的回应。 

  第一、二种情形大多建立在相当的友谊与互惠的基础之上,受书(画)人常常以礼品或是服务作为回报。如文徵明在写给毛锡畴的信中说:“连日阴雨,不能出门,而宾客寡至。漫作小幅,奉为高斋清玩。”在这封信的最后,文徵明感谢对方惠赠酥饼、豆豉等物。事实上,从文徵明与毛锡畴昆仲间大量的通信中,我们发现几乎每次都提及收到了对方的礼品。在给另外一位友人石门的信中,文徵明寄上扇画一帧,并说:“凡君所须,未尝不为君尽,而来书乃有羡于茂甫,何耶?”能够有所须即为操翰,自非深情厚谊莫办。友人远行,文徵明亦常常主动赠与书画,如正德十三年(1518)冬,王韦赴任河南提学,文徵明当年腊月的信中,奉小画一轴并系短篇赠行。文徵明两封写给郑善夫的信也都提到对方荣行,在第一封信中附寄小扇拙作及小书粗绢;在第二封信中附寄小诗拙画为行李之赠,又作书四纸,以为对方途中人事之用,此外更有小楷一纸,奉供舟中清玩。有时求医问药,文徵明也会以书画作为交换,如在给半云法师的信中,他求十香膏以治疥痒,同时寄上扇画,聊表谢忱。 

  文徵明传世的信札中,有相当部分都是书画应酬的内容,这些信札几成套路,大体先抱怨自己忙、冗或是病,其后再表示“旦晚课上”,这些信基本都是收到对方所送礼物后的回复。如在写给陈启之的信中,他说:“莲黄皆佳品,领贶珍感。向委写除夕诗,因稿簿失去,不及具上。旦晚寻得即录奉也。”文徵明收到的礼品从饼、笋、鱼、蟹到他不敢吃的河豚,不一而足。

(明)黄姬水与彭年

  同侪之间的请托,则多少有互惠之意,往往遣词直截了当,亦少见礼品往还。如王稚登致书钱榖,明确要求“画笔佳者见惠一二”。张凤翼请彭年为书《桃花源记》,以与陶渊明文、文嘉画足为三绝。但请友人作书画,更多是为了派其他用场,如彭年《与兰西》云:“奉上扇二柄,乞妙染,并草书二纸,乞尽打上图书,明早当诣领也。”一下子要求对方创作四件作品,且次日早晨就要取货,显然有急切的人情需要应付。又如文彭请钱榖为作三扇:“须今日动手为妙,欲作人事也。至恳至恳。繁简但凭尊裁。”这里所说的“人事”,就是人情酬酢之意。有些作品则是为友人所求。如文嘉在写给陆师道、王世懋的信中,谈到有人托乞二人诗翰,故附寄有瓣瓣花扇一柄,希望收到之后立即拈管。黄姬水则帮助宝应张太学向彭年求匾额二纸、扇二把及书室对一联,在写给彭的信中,黄希望他马上挥赐。 

  有时请托人还会对作品提出具体要求。如周天球为人请陆师道书《容闲阁诗》,在信中特别交代格式:“渠意欲于首行只书寄题南泉先生容闲阁数字,末只书名,不必岁月官衔,正与衡翁、酉室一样,作配故也。”王稚登则要求钱榖画作的落款题“《善权洞图》,写奉少溪宫詹五十之寿”。这里提到的少溪,即项元汴之兄笃寿,显然此画乃为祝寿所求。文肇祉请钱榖作画扇,要求“用心一画白燕”。黄姬水请一位友人作二扇,“其一送陆五湖,烦作《清凉山寺图》,盖分得此题故耳。其一送陈雨泉,烦作云山,略类滇中之景足矣”。连具体的画题及题材都有详细的规定。嘉靖戊子(1528)九月十一日,文彭作书请朱朗画花卉,不仅要求分画水仙、梅、山茶,牡丹、桃花,葵榴,芙蓉、菊花,且每幅都要有王榖祥的题诗,至于尺幅,“止用三尺绢稍长些,作四幅,必要设色者”。

(明)文彭与朱朗

  有时因为迟滞,请托者甚至有所抱怨。如前揭文肇祉《致钱榖》,因钱榖迟迟没有动笔,文肇祉有些不悦:“所烦扇如何迟滞不说起?……就是老兄出名,且来商量停当如何?”彭年在给钱榖的信中,也提到对方前曾许以绢画二幅与后山换茶,望立即着手,不可使朋友折本。如果不欲换,则作罢。而作者则往往会因为拖延时间而表示歉疚,尤其是得到对方的赠礼之后。如彭年《与修和》云:“尊扇知兄自用,故尔迟迟。亦不敢草略故也。乃辱仙桃为饷,实几杖之赐也。领次感愧,一二日间定书纳。”陆师道收到钱榖惠赠的蟹之后,甚怀愧意,因对方所托《椿龄卷》尚未完成。在这封信中,他表示稍暇当并书五轴课上。 

  高居翰在《画家生涯》中,极不恰当地将文人之间的互相请托视为艺术家与代理人的关系。①从这些文人信札的内容看,如果有所请托便称为“代理人”的话,那么吴门大多数书画家都既是艺术家,同时又是代理人。其实吴门文人间的相互请托多有互惠的特点,我们常常发现,这一封信中是甲有求于乙,另一封信则是乙求甲作画。彭年在写给钱榖的信中,帮助张献翼求作《白岳图》一叶,以赠何姓巡江御史。在信末,他也提道:“尊卷一二日间题上。”可见钱榖亦有求于彭年。

(明)璩之璞与人书

  第三种情形则多少与交易有关,即使不是以现银作为交换,也应该是等值的贵重物品。如无锡收藏家华云与吴门书画家文徵明、唐寅、王宠等关系甚契,这些书画家也为他创作了大量作品。华云家赀雄厚,在书画求索的同时,出手应该相当大方。如文徵明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表示收到“厚赠”,才动手完成了对方委托书写的匾额,而整封信中文徵明花费大量的笔墨来谈论自己的病痛,以示非故意拖延:“徵明近苦风湿,臂膝拘挛,极妨动履,痰咳交作,日夕愦愦,百事不举,衰老气味日益日增。如何如何。”有时,不断送礼亦是一种有效的催促方式。如文徵明《与怀东给谏》云:“数拜多仪之辱,情意稠叠,令人不敢当。领次惶悚,所委因日来忙并逋缓,旦夕稍闲即课上也。” 

  文徵明在写给心秋文学的信中,附寄画册一幅,横卷杂书二幅,大书一幅,大小单条四幅,文徵明似有不解地问:“付来佳楮索拙笔者,一何多耶?”这么多作品,不大可能出于赠送,但文徵明没有明确提到润笔,只是说拜领雅贶。而在另一封信中,文徵明受一位胡令君远托,书写《练庄碑文》,对方为此赠与了丰厚的润笔与礼物(濡润盛仪)。在他的儿子文彭、文嘉那里,提到润资的情形则更为常见。如文彭在给李承烈的信中,直接告知对方:“画价一两五钱,字价一两□□。”文嘉《与鹤湖札》也提到“书仪之惠”。在写给项元汴的信中,文嘉告知已收到寄来的果饼及润笔五钱,作为回报,“四扇如命写去”。根据一些信札资料,文嘉很可能是乃父书画酬应的重要中介人。如袁曾有书与之,告知同年陈士仁行期甚促,所求文徵明的作品还未干当,望其代为恳言。在嘉靖甲辰(1544)七月十三日写给采葑教授的信中,文嘉告知对方,因父亲手背疡发,未能近笔砚,所有委托的书画,只能延至下个月初才能从事。

(明)谢时臣与人书

  印章 

  明代中叶,苏州文人篆刻蔚为风尚,文徵明、陈淳、文彭、文嘉、许初、王榖祥、刘稚孙等皆善篆者流。张凤翼《题程彦明印谱》云:“予少负此癖,与文国博寿承、许太仆元复、王考功禄之三先生谈之,未尝不移晷也。”①可知文彭、许初、王榖祥诸人篆刻在当地的影响。在文人手札中,有一些内容与印章有关,对于我们了解其时的印坛亦有帮助。如关于文彭是否能够自刻印章,目前被使用最多的是周亮工《印人传》的记载,据说文彭起初喜篆牙章,命金陵人李文甫镌之,后在南京得四筐灯光冻石,才开始自篆自镌。②不过文彭《致胡汝嘉札》提到为对方治印事:“瓢印大不惬意,须用重作,前日已略为改正,尚未停当,出月初当为公料理,不误。”按,若仅仅是“篆印”则似不必过长时间来料理,此处重作云云,很可能是重刻。这为我们了解文彭是否自己刻印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。是札又云:“当时陈白阳有‘翠雨堂图书记’,甚好,惜不曾钩得,忆在书册上有之,但仓卒不易检耳。”则又是陈淳刻印之明证。又如在写给王榖祥信中,王宠曾问及托文嘉所篆“北海之裔”一印,不知斟酌得否③,则清人徐贞木以为王宠善篆刻,必非实情。 

  关于印材,在信札中也经常提到。牙印在明中叶相当流行,都穆在写给时川亲家的信中,望对方惠以牙图书璞。周天球则帮助存叔寻找刻牙印的工匠,不过虽早已托付此人,但因其多住昆山,未能及时严促。在同时期的方用彬亲友手札中,铜、牙、玉都是极其流行的印材,如黄学曾在信中乞方氏刻印:“不佞尚乏数图书各色,具别幅,烦公暇中一成之。或用牙,或用铜,俱随便。然铜宜用高长,勿以钮为之更妙。”篆刻家汪徽在一封信中谈到自己能治玉印:“敢留玉印一方,作足下表德,为足下佩之。……弟不为人篆玉章已十数年所矣。今复技痒于知己之前耳。竹杖奉上。外玉印一完璧。”但石质印材在明中后期也已经进入使用,佘祈在写给方用彬的信中,谈到方托他购买青田石,他认为青田随有所得,不过篆刻常材,必非方氏所需,故让方氏详示他要的是何等质色。

(明)王稚登与韦翁姑父

  时人对于汉印的欣赏,亦无疑义。如文嘉《致胡汝嘉札》提到给对方寄上《汉印编》一册;张凤翼在写给苹野的信中,特地邀请对方“携汉玉印过小园,当焚香煮茗赏之”。吴门篆刻家的白文印章多仿汉制。如璩之璞在写给雨庵的信末,钤“抱璞居士”“豫章璩生”白文印二。璩之璞寓居上海,篆刻素负重名,如朱简《印经》在讨论三桥派时,将之视为重要的成员:“乃若璩元玙、陈居一、李长蘅、徐仲和、归文休暨三吴诸名士所习,三桥派也。”但对于他的印章风格,研究者素无直接的研究资料。这两方印章,都是典型的汉晋印章风格,不仅让我们对璩氏印风有所了解,也能够作为旁证来纠正三桥派“未脱宋元之习”的印史评价。 

  此外,一些明人信札中涉及当时印人,信笺上也时常钤盖印章,如果能够系统搜集,可为明代篆刻史研究积聚许多第一手材料。仅就方用彬亲友731通手札而言,就提到徽州若干印人,如方用彬、吴良止、方从吾、汪徽、胡钥、潘纬等,这批信札有一部分钤有名章和闲章,大多出徽人之手,合计约有100枚,汇集起来便是一册明代徽州印谱,可窥其时印章旨趣之一斑。

(明)文徵明与汤珍

  古代书画的收藏与买卖 

  对于书画家而言,若有机会观看古代书画法帖,不啻是创作活动的重要源泉。文徵明听儿辈说起袁褧新购赵孟《桃花赋》甚是精妙,立即写信表示欲得一观。彭年曾函请项元汴过宅,与文嘉共赏所得《宝晋斋帖》。吴门收藏大家韩世能藏有赵令穰的《三生图》卷,有苏轼、赵孟手题,他写信约请一位收藏类似作品的藏家亲临观摩。此前,这位藏家曾将自己的收藏让韩过目,韩认为“果妙品”。借观书画也很普遍,文嘉曾向袁褒借新裱《黄庭》。文彭则曾向陈谦(讷庵)借观所藏张旭《前闻帖》,并承诺倘有所得,当仿其意作草书《千字文》一卷相赠。 

  书画买卖在信札中也有踪迹可循。如谢时臣在和一位庚石先生讨论沈周画价时,认为这件大障“入目烂然,其笔法俱学董源与僧巨然,景奇意古”,但可惜题款为俗人刊去,因为破损,谢时臣认为价格当在五两以下,他告诫对方,“如更要多,不必成此”。又如项元汴得知南山长老藏赵孟手迹,遂作书乞竹园上人为作一柬,促此僧持来一看,并声明当出高价。如果僧人不愿前来,则他本人马上持银去买。在另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,他又听说李某某藏赵令穰《溪亭图》,不知是否已经出手,若仍未变卖,请他勿轻示人,他旋即前往售之。王稚登则在给姑父韦翁的信中,指点他在四扇橱内取沈周《牡丹墨雉》,半偈庵内取钱选《秋禽图》,书橱内取宣铜炉,底下有宣德年制者,交付来人。从这些交易活动中,我们既看到精明收藏家的灵敏嗅觉,也看到文人逐利之一端。 

  书画收藏必须要有专门的鉴定眼光,收藏家有时需要有丰富经验的书画家的襄助,如万历己卯(1579)正月十九日,文嘉为项元汴鉴定赵孟画作,以为神品精妙,不必更疑。文氏兄弟不仅为项元汴等人鉴定书画,他们本人也是当日重要的书画收藏者与经营商。如文彭在京收得朱之垝牡丹四幅,精而价廉,又收吴兴沈士偁临董源《春蛟起蛰图》,笔力虽弱,却能想见北苑规模。在写给钱榖的信中,他表示归时当共赏鉴。信中他还提到前日有一些画作寄归,想必钱已见到,但未得评语,不识以为何如?在这封信中,他还谈到赎画一事遇到麻烦,令人气愤。关于文氏兄弟的古书画交易活动,在一般传记和文集中很难见到,但信札中却能觅得几分消息。

(明)王稚登与松岩

  代笔人 

  文徵明的画作有代笔人,为我们所熟知。如在写给朱朗的信中,文说:“今雨无事,请过我了一清债。”从了一清债可以推测他帮助文徵明完成了所接受的一些委托画作。朱朗本人的山水也酷似文徵明,并常常“托名以传”。①钱榖也是文徵明的代笔人之一。黄姬水在写给钱榖的信中,请他为作《乔松大石图》,并请文徵明亲笔题款。②在另一封信中,他提及有一位友人即日启行,望钱榖立即为作扇头佳制,以作赠别之礼,这件作品同样要求款书“衡翁”,且最好能够着色。 

  事实上,文徵明的诗文亦多代笔,汤珍是主要的代笔人。如南京许隚之父去世,托文徵明作挽诗,但文迄未着笔,待到其家到文府催取,他才急忙写信给汤珍,欲烦代作一首,且要求他千万勿拒。在另一封给汤珍的信中,文提及:“向烦撰受聘回书,已蒙慨诺,今其人在此坐取。专人奉告,望拨忙干当。”并说如果今日能够动手,则出至幸。诗文代笔非文徵明一例。胡缵宗在给友人的信中,提及好友彭汝实以乃亲墓志相托,且促之甚严,自己未能动笔,敢求对方大笔,“为我挥之”。 

  在写给吴子孝的一封信中,王世贞提到自己于吴中前辈诸名公共得七十像,像各有赞,即我们所熟知的《吴中往哲像赞》。信中他以吴子孝父吴一鹏(即“先文端公”)赞稿并像奉纳,同时请吴命郡中善小楷者为之抄写全部像赞,书成之后,再盖上王世贞的印章。这封信王世贞特地以小楷书就,并在签名处钤盖了印章。王世贞的这封信无疑是为了给代笔人作一示范。但类似的作品,使得我们的书画鉴定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。

(明)祝允明与琴泉

  介绍人 

  向有势力者介绍自己的亲友与门生,希望得其关照,是明人信札常见的内容。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与科举有关。如陈沂嘉靖丙申(1536)八月七日在写给太仆相公的信中,介绍舍亲石岳,此人“雅饬之士,今来卒业南雍,欲谒长者而求通于仆,敢以渎闻司成先生。倘蒙推荐一言赐与进尤出望外”。嘉靖辛卯(1531),王宠写信给南京顾璘,介绍他的门生杨伊志:“杨子任补南曹,朝夕得侍门下,甚喜。子任青年美奕,正闭户读书时也。幸与进门墙,仆与受赐焉。敢以此子累执事,千万见谅。”王宠本人到南监读书时,长兄王守也曾写信给供职南都的王庭,请其多加关照:“舍弟夏中到监,凡百幸赐教益。” 

  明人的介绍信,另一主要内容是向对方介绍刻工、书画家和印人、墨工等各式匠师。如唐寅《与敬亭施大人》云:“子载善刻碑文、牌匾,并善书,并此奉启。”文彭则向好友彭年介绍朱朗,“艺追阎、李,诚近世之所罕者。”王稚登《与松岩》云:“内弟陆竹坞,为人清醇恭谨,以丹青糊口,南游无一知己。乞赐游扬,广其声价。吾丈素好为德,想能推及不肖屋乌,至恳至恳。”邹迪光介绍以技艺糊口者最夥,如《与孙户部》云:“有友朱念修者能读先秦两汉六朝书,为古文词诗歌咄咄逼人,而诗更玄诣。至书法绘事又其绪余,乃云间才人也。今来白下,愿一见颜色,特引之左右。”他写信给冯元敏介绍画画的戴冠卿,“所为丹青,山水仿赵大年,其人物仿李龙眠,起禽兽花木出自胸臆,而下笔如生,不落近人窠臼。”希望对方加意遇之。此外,又向袁金华、陈眉公、张衢州、史金吾介绍印人洪生,向张宪副、赵凡夫介绍印人鲍生,向王太古介绍墨工方玄卿,向王稚登介绍墨工游鹿野,向赵宧光介绍刻书人邵古华,不一而足。这些信札虽未见传世,但都收录在他的各种文集之中,为我们研究此一时期的文艺活动的中介人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。 

  在明人的介绍信中,还有非常独特的一个群体—术士。如陈淳写信给韬叔,介绍高邮星士张一峰,说此人相人甚妙,非他术士可比。望对方抓住机会,“细扣之,不可失”。文彭也曾向人推荐:“术士方对山求见,幸惟与进。”王宠因善病,笃信占算,在写给文徵明的信中,他曾提到“仆此疾占算者皆云立秋可望愈。今秋风洒然,真觉沈疴渐去,两日山居甚乐也”。他向顾璘引荐一位何星士,认为他的卜算“颇有验”,又将这位星士介绍给门生王榖祥。

(明)王宠与石岳

  休闲生活 

  此外,文人的休闲生活,在信札中也有一些反映。如听琴,祝允明《与琴泉》云:“昨聆高调,倾听之极,偶石老在小斋,欲饫清音,幸即移趾。”祝允明因心折于琴泉的技艺,在友人过访时,亦邀请琴人现场表演。联系到吴门画家为琴师所作画卷与各种题赞,②可知与晚明的观剧不同,明中叶吴门文人更热衷于器乐。 

  对于花的细腻观察与玩味,也是吴门文人的一大特点。这种精细的感受,是他们雅致生活的一个面相。如祝允明得到友人王侍御所送“红白梅”二枝,对此先春之景,欢喜踊跃,特地向表弟子行借花瓶以贮之。①蔡羽在写给王守兄弟的信中,专门报告牡丹花今岁特盛,根头出四小条,枝叶俱肥云云。②在给石岳的一封信中,王宠邀请对方在风雨岑寂之时,偕泉僧过山堂闲坐赏芙蓉花。③黄姬水也曾邀请惠泉上人师徒共赏盛开的盆荷。

(明)文彭与胡汝嘉

  与听琴、赏花相比,文人玩金鱼则是有些奇特的旨趣。文彭在给胡汝嘉的信中,说自己在庭中设一小盆,欲得金鱼数头,听说胡的父亲有之,希望能转乞数头相惠。在这封信中,他还自称近日棋着已能通神,望对方过来一试。在写给朱朗的信中,文彭特别寄去金鱼四枚,白尾二,黑眼二,“皆是佳种”。莫如忠与文彭有同好,在写给吴江老先生信中,他说自己近有蓄鱼之兴,向为对方乞20尾,“他日濠梁观,当期惠子共之”。可见文人玩鱼,意在咫尺池塘而有濠濮间想。而陆应阳《与方庵札》,则提出要赠与对方小虫一对,似乎更是玩物中之细者。 

  一个时期、一个区域的信札,所反映的内容必有其特殊的关切,而不太可能在另外的时代、另外的地区有完全一致的诉求与表达方式。本文透过所见明代吴门的文人信札,对其中的相关内容进行简要的分类与讨论,指出其中的一些材料可以补证艺术家的社会活动,尤其是一些相当私密的函札,提供给我们认识更为真实、生动的艺术家的机缘。根据这些材料,本文更为集中地讨论了明代吴门文人生活的各个面向,从书画应酬、碑帖刊刻、古画购藏,到借书抄书、文房装潢、休闲生活,无论是资料的数量还是稀见程度,都有可能为我们的艺术史研究开出新境。遗憾的是,本文所引信札的收信人有一部分可以考证确凿,但也有一部分在明人文集及地方志中已无踪迹可循。倘若将来能够确定大多数往还书札的写信人、收信人的身份,以及书信的时间范围,这些材料在研究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。 

  作者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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